第二十六章 群魔乱舞

周传文能到三队养猪场参加“劳改”，完全是队长孙长兴主动要过来的。当时周传文被批斗后，孙长兴怕他再遭受迫害，就从村支书李庆国那儿好说歹说才硬要过来的，谁让村支书是他的老丈人呢。

眼看批斗会快要结束了，站在台前焦急万分的张桂英和许大江连忙跑上台，把挂在孙长兴脖子上沉重的铁牌子给摘了下来，扶他站起来慢慢走下戏台，交到泪流满面李红梅的手里。

孙长兴和周传文同在一个生产队，二人同为知识分子交流就慢慢多了起来。批斗孙长兴的时候周传文也在会场，孙长兴的讲话句句都打动着周传文，他认为孙长兴是个很有想法、很有抱负的年轻人，大有“英雄所见略同”的感觉。闲暇的时候他们私下也常交流，对国家、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等各个方面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进行审视，当然弊端也在所难免的提及，他们深信黑暗总会过去，黎明终将会到来。

一场盛大的批斗大会，就这样无疾而终，周世荣感觉很失落。

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值高潮，战斗正未有穷期，革命造反派岂能“刀枪入库，马放南山”？周世荣他们带着红卫兵纷纷寻找批斗对象，以扩大战果。于是一些嫖娼搞破鞋的、小偷小摸的、做小买卖要的价钱稍高的、发过几句牢骚的、说过一句错话的、干过一件错事的，或平时有对头的贫下中农、普通社员也遭了殃。

高埝村六队社员相裕德家生活困难，一个儿子有肺结核病，他为了挣点钱给儿子治病，就去石梁县城贩卖了几趟鸡鸭，结果就被周世荣为首的造反派拉到会上批斗，罪状是“走资本主义道路，搞投机倒把”。

虽然在批斗会上相裕德极力申辩，说他家是“三代贫农”、“苗红根正”，他贩卖鸡鸭也不容易，天不亮就得起身，半夜才能到家，一天要跑几十里的山路，还得像做贼似的偷偷摸摸，以防被公家没收。

孙长兴自从上次被批斗回来后一直在家养伤，李红梅心疼他暂时不让他出工。那次在批斗会上孙长兴所作的检讨，从村民的反应来看，让他深深地体会到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往，他无疑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，他相信中国的老百姓终有一天能够吃饱穿暖。当李红梅问起二女儿的起名时，孙长兴随口说就叫“孙能”吧，就盼着老百姓能早一天吃饱穿暖。李红梅虽然觉得女孩子叫“孙能”比较难听，但看孙长兴起那么个名字有深意，也就没反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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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世荣却说：“得了便宜你还卖乖，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，那队里还有谁来搞生产？”

相裕德听了他的话很不服气，并从身上掏出工分本，理直气壮的说：“我工分也没少挣，不信你们看看我的工分本。”

彭学超脸上有麻子，批斗者又叫他“撒泡尿照照镜子”，说他“癞蛤蟆想吃天鹅肉”。后来革命派把彭学超当作反面典型画了一些漫画，贴在村头、街边墙上，漫画上画着一个人手里捧着《毛选》，一边做朗读状，一边垂着头打呼噜，然后又画一个一脸麻子的男社员见了女人口水直淌，搞得彭学超没脸见人，在村里抬不起头。

文革中全民人人自危，就连开句玩笑话都是很危险的事。高埝村一队的社员彭学超平时是个爱说笑的人，他在地里干活时与女社员开玩笑说：“我跟你讲讲话，心里很快活，我要是摸你一把，心里肯定就像夏天吃了凉西瓜。”因为这句玩笑话，他却被周世荣带了几个红卫兵抓了起来，并被押到会场批斗，罪状是“一学《毛选》就打瞌睡，见到女人就来精神，大白天耍流氓，调戏侮辱妇女。”又有人说他“侮辱贫下中农”，因为那个女社员还是贫农成分。

周世荣顺手夺过相裕德的工分本，仔细看了下，还别说他还真没少挣工分。但周世荣脑袋瓜子反应得快，就接着对他说：“你搞投机倒把到很玩命，干队里的活却磨佯工。”批斗完后，结果相裕德就被红卫兵戴上“投机倒把分子”的帽子，进行管制劳动。

文革中全民人人自危，就连开句玩笑话都是很危险的事。高埝村一队的社员彭学超平时是个爱说笑的人，他在地里干活时与女社员开玩笑说：“我跟你讲讲话，心里很快活，我要是摸你一把，心里肯定就像夏天吃了凉西瓜。”因为这句玩笑话，他却被周世荣带了几个红卫兵抓了起来，并被押到会场批斗，罪状是“一学《毛选》就打瞌睡，见到女人就来精神，大白天耍流氓，调戏侮辱妇女。”又有人说他“侮辱贫下中农”，因为那个女社员还是贫农成分。

二队的社员丁永富六十多岁，在集体干活的时候说有点内急，就到地头灌木丛后面方便了下，完事后就坐在地头悠哉悠哉的抽了袋旱烟，抽完烟后站起来去地里干活，感觉神清气爽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地头一袋烟，赛如活神仙”。结果这句话给同生产队的韩开山听到了，他立即将这件事汇报给了驻村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，结果丁永富就被以“资产阶级自由化”罪名遭批斗，戴上高帽、挂上牌子，被造反派游街、游乡示众了好几天，最后愣是把老头给折腾疯了。

当时村里还有个社员叫周全安的，还是周世荣的亲侄子，他从县城买了一个毛主席瓷像，准备坐车带回家供着，他怕拿不好被挤碎了，就找了一根绳子，拴在瓷像的脖子上，然后又挂在自己的脖子上。哪知到了公社驻地车站一下车，就被红卫兵看到了，这下可不得了，竟敢用绳子吊毛主席，他立马被认定是个“反革命分子”，于是就被红卫兵押着戴高帽游街了。虽然后来周世荣受老嫂子委托去救侄儿周全安，但当他到公社找到全安的时候，周全安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，一只耳朵也被打聋了。

文革中全民人人自危，就连开句玩笑话都是很危险的事。高埝村一队的社员彭学超平时是个爱说笑的人，他在地里干活时与女社员开玩笑说：“我跟你讲讲话，心里很快活，我要是摸你一把，心里肯定就像夏天吃了凉西瓜。”因为这句玩笑话，他却被周世荣带了几个红卫兵抓了起来，并被押到会场批斗，罪状是“一学《毛选》就打瞌睡，见到女人就来精神，大白天耍流氓，调戏侮辱妇女。”又有人说他“侮辱贫下中农”，因为那个女社员还是贫农成分。

文革中全民人人自危，就连开句玩笑话都是很危险的事。高埝村一队的社员彭学超平时是个爱说笑的人，他在地里干活时与女社员开玩笑说：“我跟你讲讲话，心里很快活，我要是摸你一把，心里肯定就像夏天吃了凉西瓜。”因为这句玩笑话，他却被周世荣带了几个红卫兵抓了起来，并被押到会场批斗，罪状是“一学《毛选》就打瞌睡，见到女人就来精神，大白天耍流氓，调戏侮辱妇女。”又有人说他“侮辱贫下中农”，因为那个女社员还是贫农成分。

其实，在生产队集体干农活时，男女社员在一起胡扯嬉闹，几个妇女联手把男社员的裤子扒掉，也算是寻常事。彭学超只不过是开开玩笑而已，他当然不服，于是就辩解说：“说我一学《毛选》就打瞌睡，这我承认，我听不懂嘛。说我侮辱贫下中农，没有道理，我家也是贫农成分！”周世荣便斥他狡辩，说他是“贫下中农队伍里的败类”。

彭学超脸上有麻子，批斗者又叫他“撒泡尿照照镜子”，说他“癞蛤蟆想吃天鹅肉”。后来革命派把彭学超当作反面典型画了一些漫画，贴在村头、街边墙上，漫画上画着一个人手里捧着《毛选》，一边做朗读状，一边垂着头打呼噜，然后又画一个一脸麻子的男社员见了女人口水直淌，搞得彭学超没脸见人，在村里抬不起头。

后来，革命造反派又让人们向毛主席早请示、晚汇报，不论谁家，开饭前全家人必须站在毛主席像前，先向毛主席宣誓：“毛主席呀，我们永远忠于您……”。村里有一位老大娘叫白素娥，一个人守寡了很多年，因为年纪比较大，耳朵有点背，在向毛主席宣誓时，她也不知道“宣誓”是什么意思，听着人们说的谐音，她就念叨：“毛主席呀，我们永远种玉米……”,闹出了笑话。

二女儿孙能的出生令孙长兴很开心，但也有种莫名的惆怅，他们毕竟生活在农村，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早已根深蒂固，俗话说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，如果在农村无后的话是很让邻居瞧不起的。说实话，他第二个孩子很想要一个儿子，但人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，往往事与愿违，越是想得到的东西越难实现。

孙长兴和周传文同在一个生产队，二人同为知识分子交流就慢慢多了起来。批斗孙长兴的时候周传文也在会场，孙长兴的讲话句句都打动着周传文，他认为孙长兴是个很有想法、很有抱负的年轻人，大有“英雄所见略同”的感觉。闲暇的时候他们私下也常交流，对国家、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等各个方面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进行审视，当然弊端也在所难免的提及，他们深信黑暗总会过去，黎明终将会到来。

这些事听起来是奇闻，讲起来是笑谈，但那时候发生诸如此类的荒唐事不胜枚举。

孙长兴自从上次被批斗回来后一直在家养伤，李红梅心疼他暂时不让他出工。那次在批斗会上孙长兴所作的检讨，从村民的反应来看，让他深深地体会到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往，他无疑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，他相信中国的老百姓终有一天能够吃饱穿暖。当李红梅问起二女儿的起名时，孙长兴随口说就叫“孙能”吧，就盼着老百姓能早一天吃饱穿暖。李红梅虽然觉得女孩子叫“孙能”比较难听，但看孙长兴起那么个名字有深意，也就没反对。

二女儿孙能的出生令孙长兴很开心，但也有种莫名的惆怅，他们毕竟生活在农村，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早已根深蒂固，俗话说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，如果在农村无后的话是很让邻居瞧不起的。说实话，他第二个孩子很想要一个儿子，但人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，往往事与愿违，越是想得到的东西越难实现。

一场盛大的批斗大会，就这样无疾而终，周世荣感觉很失落。

傍黑，在地里干了一天活的社员们收工回来，根据上级指示和工作组的布置，生产队做的“忆苦餐”也煮好了，各家各户拿来盆碗，按人口的数量领取。做的“忆苦饭”是用麦麸、米糠、少量玉米粉和马齿苋、芫菜等野菜加水熬成糊状的东西，少油缺盐的，口味寡淡加上一股谷糠和野菜怪味，也真难以下咽。

周传文能到三队养猪场参加“劳改”，完全是队长孙长兴主动要过来的。当时周传文被批斗后，孙长兴怕他再遭受迫害，就从村支书李庆国那儿好说歹说才硬要过来的，谁让村支书是他的老丈人呢。

孙长兴毕竟曾在大学校园里真真切切见过迫害教师的残酷阵仗，这让他再过多少年之后都不愿意回顾那段惨痛的历史。

通过在上次批斗会上听了孙长兴的讲话后，三队的社员更加相信孙长兴能给他们带来美好的明天。虽然上面说不再让去种新开荒的地，但是围绕“抓革命促生产”，三队的农产量仍然是全村产量最高的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这都归功于孙长兴带领全队社员科学的田间管理。

孙长兴和周传文同在一个生产队，二人同为知识分子交流就慢慢多了起来。批斗孙长兴的时候周传文也在会场，孙长兴的讲话句句都打动着周传文，他认为孙长兴是个很有想法、很有抱负的年轻人，大有“英雄所见略同”的感觉。闲暇的时候他们私下也常交流，对国家、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等各个方面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进行审视，当然弊端也在所难免的提及，他们深信黑暗总会过去，黎明终将会到来。

这几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弄得人心惶惶，孙长兴做事情也都小心翼翼、谨小慎微，生怕一不小心引来横祸，就连参加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”也只是偶尔客串一下，全身心带领三队社员“促生产”。

“天上布满星，月牙儿亮晶晶，生产队里开大会，诉苦把冤申，万恶的旧社会，穷人的血泪恨，千头万绪、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，止不住的辛酸泪，挂在胸……”，每逢过国庆节、春节生产队里都要唱《不忘阶级苦》这首歌，还要吃“忆苦饭”、开“忆苦会”，每家每户任何人不得私自开伙。通过召开“忆苦思甜”大会来帮助社员们认识到今天的“幸福生活”来之不易。

傍黑，在地里干了一天活的社员们收工回来，根据上级指示和工作组的布置，生产队做的“忆苦餐”也煮好了，各家各户拿来盆碗，按人口的数量领取。做的“忆苦饭”是用麦麸、米糠、少量玉米粉和马齿苋、芫菜等野菜加水熬成糊状的东西，少油缺盐的，口味寡淡加上一股谷糠和野菜怪味，也真难以下咽。

二队的社员丁永富六十多岁，在集体干活的时候说有点内急，就到地头灌木丛后面方便了下，完事后就坐在地头悠哉悠哉的抽了袋旱烟，抽完烟后站起来去地里干活，感觉神清气爽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地头一袋烟，赛如活神仙”。结果这句话给同生产队的韩开山听到了，他立即将这件事汇报给了驻村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，结果丁永富就被以“资产阶级自由化”罪名遭批斗，戴上高帽、挂上牌子，被造反派游街、游乡示众了好几天，最后愣是把老头给折腾疯了。

社员们本来一日三餐的稀玉米粥、红薯、芋头，原本就缺少脂肪，胃里哪经得起如此粗纤维食物的折腾？但是已经干了一天的活，饿得前胸贴后背，有的社员家饥一顿饱一顿的，本来早上、中午就没吃饱，这一天下来早就饿得够呛、头晕眼花，而且吃“忆苦饭”事关阶级立场和革命感情，谁也不敢违抗，即使是致命的毒药，也得吃，至少不会被饿昏。

虽然在批斗会上相裕德极力申辩，说他家是“三代贫农”、“苗红根正”，他贩卖鸡鸭也不容易，天不亮就得起身，半夜才能到家，一天要跑几十里的山路，还得像做贼似的偷偷摸摸，以防被公家没收。

二女儿孙能的出生令孙长兴很开心，但也有种莫名的惆怅，他们毕竟生活在农村，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早已根深蒂固，俗话说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，如果在农村无后的话是很让邻居瞧不起的。说实话，他第二个孩子很想要一个儿子，但人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，往往事与愿违，越是想得到的东西越难实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