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2节 大云卿拄着拐杖扣日船

第72节  大云卿拄着拐杖扣日船

贺龙怕林德轩也像赵恒惕一样，借机将他的部队缴械，于是趁夜率部遁走。脱离林德轩之后，贺龙接到湘西巡防军统领陈渠珍的一张委任状，委任他为巡防军支队司令。平心而论，陈渠珍是听命于北洋ZF的，贺龙不愿意归附于陈渠珍。但他脱离林德轩后，部队无所归属，历年征战，枪支弹药已感不足，部队薪饷长年在桑植征收，乡里不堪负担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与兵力雄厚的陈渠珍对抗，后果很难设想。贺龙只得违心妥协，同意陈的委任，担任了湘西巡防军第二支队司令。

1922年春，孙中山宣布国民革命进入讨贼时期，并将其控制和影响的军事力量改称为“讨贼军”。他派大本营参议、原川军将领石青阳回四川，联络四川方面倾向广州军ZF的力量，策划四川讨贼事宜。

石青阳经过湘西时，会见了他的旧部属陈渠珍，借兵援川。对于老上级的要求，陈渠珍不便推脱。但老谋深算的陈渠珍，知道贺龙是拥护孙中山的，并且深得湘西人敬重，常担心其久居湘西，威胁他当湘西王的企图，一直图谋除之。石青阳借兵，他觉得可以借此机会，做个顺水人情，把贺龙遣出湘西。

贺龙一向追随孙中山，石青阳是奉孙中山之命入川组织革命力量的，跟他入川，能为北伐讨贼出力，这是贺龙梦寐以求的，何况也是摆脱陈渠珍的好机会。因此，他毫不犹豫地随石青阳入川。

石青阳入川后，立即会见了熊克武等倾向孙中山的川军将领，商讨四川讨贼大计。不久，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联军总司令，下辖第一、二、三军，由但懋辛、吕超、石青阳分任3个军的军长，起兵讨伐由直系军阀支持的刘湘、杨森等川军。

在一年多四川讨贼作战中，贺龙作战勇敢，指挥有方，功勋卓著，受到孙中山的通电嘉奖，并任命他为四川讨贼联军第一混成旅旅长、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。期间，贺龙结识了四川名将、川军第二混成旅旅长刘伯承，并对这位智勇双全的川中将领很是敬佩，但只是各自为战，无缘与其相互配合。

次年6月，贺龙率部与第二军汤子模师协同，攻占了川东重镇涪陵。涪陵是川东和黔北的水陆交通枢纽，有谚语云：守住渝涪万，四川占一半。渝、万乃重庆和万县也，涪即涪陵，可见此地的重要。贺龙占领涪陵，切断了长江运输线，使刘湘、杨森无法得到军火补给。

两个月后，吴佩孚只好雇用日清公司的客轮“宜阳丸”和“云阳丸”，装运大批军火运往重庆，并派军械处长张云矶押送。这两艘船都是日本人的。吴佩孚认为，日船一出动，日本旗子一挂，在长江上便无人敢管，援川弹药就万无一失了。

可是这件事被贺龙派往武汉的人侦察到了，急忙赶回涪陵向贺龙报告。贺龙感到此事非同小可，立即与前敌总指挥兼师长汤子模等人研究对策。

经过分析，他们都认为，要是让日船把弹药运到重庆，充实了敌军，对讨贼极为不利。汤子模的一个旅长周西成说：“应该不准他们通过，迫其返回武汉。如果将船扣留，就会惹出麻烦。”

贺龙把手一挥，说：“轰回去不行。这是送上门的礼物嘛，扣下，没收全部枪械弹药！这玩艺儿，我们也缺呀！扣了它，我们多了一批枪支弹药，敌人就少了一批枪支弹药。一加一减，这个仗我们一定能打胜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东西是吴佩孚勾结帝国主义的罪证。我们不是卖国的北京ZF，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队伍，一定要给他们一个下马威，长长中国人的志气。”

贺龙的主张得到了汤子模的支持。可是，船怎么个扣法呢？

贺龙说：“日本人一向见钱眼开，贪图小利。我们可以……”

天刚蒙蒙亮，两艘日轮驶近涪陵城西码头，看见码头上有不少人挥手叫喊，要求搭船。日本船主观望了一阵儿，觉得没有异状，下令停船，但不靠码头，让人搭乘小船过去。

贺龙身穿长袍马褂，手持文明棍儿，一副大老板模样，率先登小船而来。化了装的卫士紧跟左右。七、八条小船载着百十来人登上了“宜阳丸”。

贺龙一挥手杖，一部分官兵迅速散开，控制了驾驶台、机器舱和船长室等重要部位。贺龙下令：“检查！”

另一部分官兵立即开始检查。

日本船主自从在长江行船以来，还没有遇到过敢于检查他们的人。他那帝国老大的心灵受到了损伤，拔出手枪就要开火。贺龙的卫兵抢先一步，击毙了船主。

贺龙下令说：“船上所有人员、物资全部扣留，让船靠岸！”

遗憾的是，周西成怕得罪外国人，只派了一名副官登船。又因为计划不周密，使装有3000支步枪的“云阳丸”逃回了万县，连副官和登船的官兵也让人家带走了。

贺龙和汤子模立即向日本日清公司发出抗议信：根据中国内河航行通商条约第七条规定，不得私运军火、毒品及其它禁运物资。如不遵守条约，故意违犯，其情节重大者，须停止其营业。试问，此次“云阳”、“宜阳”两轮公然参与我国内战，在作战区内输送武器，难道情节之重大有过于此吗？本军素持宽大，如贵公司不吝办好善后，则处罚没收两船。否则，除禁止在本区营业外，还将报我ZF，停止其全部营业。

这一举动，引起了轩然大波。日本向北京ZF施加压力，云南、四川军阀左一个电报，右一封函件，发给熊克武，要求放船放人。可是，却没有电报、函件提到吴佩孚的军械处长张运矶的。可怜的国家官员，竟不如日本商人受重视。

日本国见北京ZF对贺龙无可奈何，只好派驻宜昌总领事贵布根、驻重庆副领事康吉友专程来涪陵，面见贺龙。

贵布根一副盛气凌人的姿态，他对贺龙质问道：“你们这一无理行动，使‘宜阳丸’船主、领航和买办失踪，听说已经被杀，应由谁来负责？你们必须立即释放被扣押的司轮宫崎等二人。先生太不懂法律了，即使他们有罪，也应由日方处理，你不懂吗？”

贺龙用眼瞟了他一下，反驳说：“日方船主、领航有否失踪，我不晓得。如果属实，我方也概不负责。因为，他们拒绝检查，并开枪打人。我军从没有等着挨打的习惯，当然要自卫。我方官兵也有伤亡，哪个负责？你们日本人的性命莫非比我们中国人高贵不成？扣押的船嘛，我们已有抗议信给日清公司，讲得清清楚楚。你们违犯了战争状态时期我方公布的戒严法，必须按我们的法令处理！”

康吉友又问：“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？”

贺龙把桌子一拍，厉声说：“什么罪？砍头的罪！你们私运军火，参与别国内战，不是犯砍头罪是什么？”

贵布根见贺龙不吃硬的，就搬出了领事裁判权。

贺龙不予理会，板着脸说：“我只管戒严权。谁在我的区域搞鬼，我就抓谁砍头！”

日本人碰了钉子，又把北京ZF、各方军阀请出来向贺龙求情。可是，贺龙铁面无私，一概置之不理，他告诉那些求情的人：“无论你们谁来，只有日方赔礼道歉，赔偿我军损失100万元，才能释放两个日本人。”

这一下，北京ZF和各方军阀都束手无策了。

一年以后，贺龙升任建国川军师长，根据广州ZF北伐的需要，贺龙率部回到湖南。走投无路的日清公司，只好通过常德商会与贺龙会商，履行了赔款和赔礼道歉的条件后，贺龙才将这两个日本人释放。这件事，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，闻者无不拍手称快。

处理完“宜阳丸”案，贺龙的愤懑之情稍有缓解，但接下来的见闻又使他火冒三丈。

贺龙的部队来到沅陵。一天，贺龙看见旧府衙门前有一块两米来高的“教案碑”，便问警卫营长贺桂如：“这块石碑是怎么回事？”

贺桂如告诉他，这是1902年立的。当时有一个英国传教士，唆使一个姓肖的坏女人制造了一场流行病，民众病死千余。当百姓弄清缘由之后，便捉住肖姓女人，冲进教堂兴师问罪。由于群情激愤，打死了两个传教士。事情发生后，朝廷慑于英国ZF的压力，除将辰州官吏一律革职查办外，还吊打了当地百姓300余人，并将其中10人捆在一起用火炮轰死。英ZF还因此向清ZF勒索白银8万余两，并强迫当局立了这块大碑。这碑上，一面刻着英ZF的抗议书，另一面刻着清ZF惩办辰州官吏的“上谕”。

贺龙听完，又看了碑文，勃然大怒，骂道：“他娘的，这太可恶了，太丢人了！打死两个洋人，赔了八、九万两银子，杀了那么多的百姓，还杀了两个正将、两个游击，还要一五一十地写上。立他妈的这么大的碑，把中国人的脸都丢光了！简直太可恶了，太欺侮人了！你们给我把它炸掉！”

当晚，贺桂如就派人把这块侮辱中国人20多年的石碑炸了个粉碎。贺龙的这一举动，又捅了一个蚂蜂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