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9章 百官只借二十万，抄家却出七千万

林渊给她开了一瓶可乐。

“此人该死，阉党也该整顿。”

“问题在于，朝廷不是只分忠臣和奸臣。”

甄宓听懂了几分：“魏忠贤一死，原本被他压住的人便会出来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魏忠贤一死，阉党随即遭到清洗。朝堂上空出来的位置，很快便被另一批人填满。”

甄宓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“东林党。”

林渊冷笑道：“准确地说，是一群重新得势的东林党人和所谓清流。”

“魏忠贤在时，他们被阉党压得抬不起头；魏忠贤一倒，他们便蜂拥而上，迅速占住了朝中不少要害位置。”

“忠君爱国，谦谦君子。”

甄宓若有所思。

“既然名声这么好，他们掌权之后，应当能改善朝局吧？”

“恰相反，都是自诩的。满口仁义道德，干的事比阉党还脏。”

林渊冷笑一声。

“魏忠贤掌权时，国库虽然空虚，却还能从世家大族、豪商富户手里弄到银子。边关缺军饷、缺粮草，他至少知道该向有钱人伸手。”

“可魏忠贤一死，阉党被清洗，东林党一家独大。江南士绅是他们的重要根基，他们掌权后，自然要维护这些人的利益。”

“于是，富得流油的士绅大族不用交多少税，朝廷缺少的银子，却一文也不能少。”

甄宓皱起眉头。

“有钱人不交，那便只能让普通百姓来交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东林党得了清名，江南士绅保住了家财。至于军饷、粮草和朝廷开支，最后全都压在了穷苦百姓身上。”

林渊拿起空可乐瓶晃了晃。

“崇祯很少宴饮享乐，批阅奏疏常到后半夜。宫中用度能省便省，衣服破了也补。民间还流传过他穿补丁龙袍召见大臣的说法。”

“国库缺的是几百万、几千万两军饷。他少做几件衣服，补不上这个窟窿。”

“那他如此勤政，为何还会亡国？”

“因为勤政不等于会治国。”

林渊说得直接。

“他越想救大明，越想亲自管住每一件事。可一个皇帝盯着数千件政务，精力根本不够。结果便是小事管得太细，大事反复改令。”

“用人也一样。他想找忠臣，又怕忠臣结党；想用能臣，又怕能臣拥兵；派将领出征，还担心对方骗军饷、养私兵。”

甄宓问

：“没人能让他放心？”

“王承恩算一个。可王承恩是太监，管不了整个朝廷。”

林渊打开手机，找出一份明末灾害年表。

“更麻烦的是，老天没给他时间慢学。”

“崇祯元年，陕西多地大旱，百姓无粮。此后旱灾、蝗灾、水灾和疫病反复出现。崇祯十三年，河南大旱；十四年又遇旱蝗。开封周边米价涨到一斗数百钱，部分记载甚至超过千钱。”

“一边是灾民没饭吃，一边是辽东军饷不能停。朝廷继续加派，农民交不起税，只能卖地、逃亡。地方官收不到钱，还要向上交差，便接着往剩下的人身上压。”

甄宓按住瓶身。

她年少时劝母亲开仓赈灾，便是因为见过饥民。

人饿到无路可走，礼法拦不住。

“所以，那些活不下去的百姓便反了？”

“对。”

林渊说道：“最初只是灾民、流民各自求生，后来逐渐汇成一支支起义军。”

“最终李自成带人攻破了大明都城。”

“崇祯十七年，李自成逼近京城。国库没钱，崇祯请求勋贵和百官捐饷，想凑军费守城。”

“百官纷纷哭穷，东林党哭穷。国丈周奎家产不少，起初只肯捐一万两。周皇后私下拿出五千两交给父亲，让他凑足两万。周奎还从女儿给的钱里扣下两千，最后只捐了三千。”

甄宓停了好一会儿。

“那是他亲外孙家的江山。”

林渊嘲讽道：

“账不是这么算的。他们把家产当自己的，把江山当皇帝的。”

“崇祯亲自向百官助饷。”

林渊道：“愿意捐的有，但不多。首辅魏藻德只肯拿出五百两。其余官员见首辅都只出这点，便跟着哭穷。”

“有人说自己俸禄微薄，平日全靠借债度日。有人说府中刚遭了贼，存银早被偷光。还有人拿出几十两，称这是全家老小往后的饭钱。”

甄宓看向他：“京中的大官，都过得这么苦？”

“嘴上很苦。”

“那最后凑出多少？”

“二十万两左右。”

“一个多月后，李自成攻入北京。”

“那些此前哭穷的勋贵和官员落到了起义军手里。李自成命人抄家。”

“最后从这些人的府邸中搜出七千万两白银。”

甄宓手里的可乐瓶瘪了下去。

“多少？”

“七

千万两。”

林渊把这五个字又说了一遍。

“崇祯求他们助饷时，只凑出二十万两。李自成进城后，从京中权贵家里追出七千万两。”

“这笔钱，接近大明朝廷十多年的财政收入。”

洪武殿内，朱元璋一脚踹翻了桌案。

茶盏落地，碎片滚出老远。

殿中的内侍全跪了下去，没人敢抬头。

朱元璋指着天幕，胸口起伏，手臂都在发抖。

“七千万俩，一群畜生！”

朱由检脸色阴沉得几乎能滴出水来。

此前，他还觉得朝中那些官员争相弹劾魏忠贤，是因为他们忠于朝廷、痛恨阉党祸国。

可如今再看，事情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。

他们要铲除魏忠贤，究竟是为了整顿朝纲，还是因为魏忠贤挡住了他们的路？

一个个道貌岸然的狗东西，我该信任谁？

林渊只说了一个王承恩，我身边的大伴，崇祯望着天幕，期望林渊多说出一些能用的人。

天幕之下，历朝历代也因“七千万两”这个数字掀起了轩然大波。

汉武帝刘彻盯着天幕，半晌没有说话。

七千万两白银究竟有多少，他无法直接以汉朝的钱粮衡量，可“接近朝廷十多年财政收入”这句话，他听得明白。

“国库空虚，权贵之家却能藏下十余年国用。”

刘彻冷笑道。

唐太宗李世民也皱起眉头。

“京师权贵便能搜出如此多的银子，明朝民间究竟富庶到了何等地步？”

房玄龄思索片刻，道：

“若天下当真处处如此富庶，朝廷不该连军饷都拿不出来。依臣看来，这些银子恐怕不是一年所得，而是豪门大族经年累月兼并、经营、隐匿所得。”

“国家之财，并未消失，只是从国库流入了私门。”

李世民缓缓点头。

“百姓饥饿，边军无饷，国库空虚，权贵之家却窖藏白银千万。”

“上下贫富悬隔至此，纵有金山银山，也救不了社稷。”

大明百姓，他们不知道七千万两究竟能堆成多高的银山，却知道一两银子能买多少米粮，能让一家老小熬过多少日子。

他们尚未想到反抗，更未想到改朝换代。

可从前那种对官府本能的敬畏，已经悄然裂开了一道缝隙。

他们现在只期待皇帝能将天幕上说的红薯拿来给他们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