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节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

    第7节陈独秀创办新青年

听了李先生的介绍，毛泽东说:“不管李石曾的动机如何，但号召中国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做法却不错，可以使一大批中国青年走出国门，到西方去接受新文化、新思想，这对我们以后改造封建、落后的中国十分有利。”

李先生点了点头。

毛泽东又问起北大及蔡元培校长的情况，李先生就把他所知道的，一五一十讲给了他喜爱的部下……

北京大学是由晚清京师大学堂发展而来的最高学府，原是封建文人聚集的地方。即是到了民国，也还有一些拖着长辫子上课的教授，出言必称孔孟的更是司空见惯。然而，近二年来，那种沉闷的局面已被打破，学术空气十分活跃，这是因蔡元培担任校长之故。

蔡元培字鹤卿，号孑民，浙江绍兴人，是清光绪年间的进士，授翰林院编修。可是，这位深受四书五经薰陶的儒生，居然举起了反清的旗帜，创建起革命团体光复会，并自任会长，后与孙文创立的同盟会合并为国民党。之后又到德国留学，辛亥革命后回国，被孙文委任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。袁石凯当权后，他愤而辞职，游学日本等国。民国五年（1916）年底出任北大校长。

蔡元培是教育救国论者，他认为国家能否强盛，教育是个根本问题，极力推行教育改革，试图把北大办成一座新式学校。但他深知单枪匹马赴任，很难驾驭封建势力盘根错节的北京大学。他一上任，就四处寻觅具有新思想、新文化的名流学者，来担当这座新式大学的栋梁。他去找曾在“二次革命”时期被孙文任命为讨袁军秘书的章士钊。

章士钊问道:“您记得在日本与我一起办《甲寅》月刊的陈独秀吗？”

“记得，记得！他原是我光复会的会员，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在上海时，我们同是暗杀团的成员。可是在日本仅见过几面，又有好几年没有交往了。”

“这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。你看看《新青年》，是由他主编的。”章士钊说着递给蔡元培十几本《新青年》杂志。

蔡先生读了《新青年》，对陈独秀的睿智和博学颇为赞赏，尤其爱他的新思维，新见解，决定聘他来任文科学长。

陈独秀，谱名同庆，字仲甫，安徽怀宁县人氏。他已进入不惑之年，曾先后四次去日本求学。当年的日本，曾是中国激进分子的大本营。孙文、周树人、蔡元培、章士钊、李大钊等在那里组织了各种各样的革命团体，办报纸、印书刊十分活跃。陈同庆绝非等闲之辈，他除加入过光复会，参与过暗杀清朝大官的密谋，还参加过“励志会”、“中国青年会”、“爱国会”、“岳王会”等等。在辛亥革命中，他也曾权重一时。那年十一月，安徽省宣布脱离清政府，实行独立，新任皖省都督的孙毓筠，任命陈同庆为都督府秘书长。不久，柏文蔚出任都督。陈、柏乃是密友，秘书长一职仍为陈同庆。因柏文蔚经常不在府内，都督府实为陈氏主持。安徽人时称:“武有柏，文有陈，治皖得人。”

可是好景不长，袁石凯篡权，安徽易帜。新任皖省都督倪嗣冲占领安徽后，下令捕拿柏文蔚的秘书长陈同庆。陈同庆只好亡命上海，不久又第四次赴日。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都督府秘书长，一下子从青云之上跌落下来。到日本时，虽说穷得只剩件汗衫，可也有多的东西，那就是汗衫上无数的虱子。

经过这梦幻一般的大起大落，使他悟出:要想在中国推进革命，必须把亿万民众从浑噩中催醒，尤其要启蒙那些无知的青年。于是，他便与章士钊办起《甲寅》来，并且以“独秀山民”为笔名发表文章。他取这个笔名，是因为他的家乡怀宁有一座独秀山。此山因平地拔起，一枝独秀而得名。陈同庆又嫌“独秀山民”太啰嗦，一看便知是笔名，就干脆署作“独秀”，有时也冠上姓。后因以“陈独秀”署名的文章多了，世人就把他的笔名当姓名，久而久之，他的本名反倒鲜为人知了。

民国四年（1915）夏天，陈独秀从日本回国，在上海落脚，找到兼营出版和书店的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。汪是他的同乡，也是密友，早年在家乡时便有密切的交往，这个亚东图书馆就是汪孟邹在两年前根据他的主意开办的。二人相见，相互询问了别后之情。陈独秀对汪孟邹说:

“我想办一本杂志，只要有三年五年的功夫，一定会发生很大影响……”

汪孟邹听后，一拍手说:“仲甫兄，你的设想甚好，定能成功。群益书社的陈子沛、陈子寿兄弟俩与我交情不薄，前两日还对我说，想出版新书刊。明日我给你写封信，你带上去找他，保准行！”

陈独秀听了，哪还等得明日，当下就让汪孟邹写信。

汪孟邹见陈独秀这么急，笑了笑说:“仲甫兄还是这么性急。”说完提笔写了一封信交与陈独秀。

群益书社的陈氏兄弟听了陈独秀的详细构想，同意出版，并议定每月一期，编辑费和稿酬二百元。

9月15日，取名《青年》的创刊号终于面世了。陈独秀在《敬告青年》这篇创刊词中，旗帜鲜明地指出:“国人欲脱蒙昧时代，羞为浅化之民，则急起直追，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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