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8节 柳亚子议除蒋中正

第68节  柳亚子议除蒋中正

派出去调查的军官说：“根据我们多方调查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：3月18日下午，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主任孔庆睿，接到值班室打来的告急电话，说一艘日本商船在黄埔港外的江面遇劫，现停泊在黄埔附近江面，急需派兵保护。孔庆睿认为情况紧急，来不及报告，打电话给军校管理科科长赵锦雯，命赵速派巡舰一艘、两个班卫兵前往保护。赵锦雯立即将命令下达给交通股。恰巧股长兼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不在黄埔，赵便把股员黎时雍叫来，当面交待任务。当时军校有限的几艘巡逻艇或故障或外出，一时无船可调。黎时雍便向军校驻省办事处求援。

“军校驻省办接电话的人是交通股股员王学臣。黎时雍话说得急，电话线路又不好，王学臣未完全听清，只听到是赵科长命令立即派船派兵。办事处无舰可派，唯有向海军局求援。而找海军局，无疑得由办事处主任欧阳钟亲自出面才行。于是王学臣立即出门去找欧阳钟，他又把‘奉孔主任之命’说成了‘奉邓教育长之命’；把调舰的级别，也由“巡舰”说成了“巡洋舰”，而且把“调舰一艘”说成“调舰一、二艘”，还强调要派卫兵两个班，今晚必须出动。而军校管理科无舰可派，需要欧阳主任亲自去海军局交涉。

“欧阳钟带着王学臣匆匆赶往海军局。海军局的人早已下班，局长李之龙不在，由值班的作战科科长邹毅接待。因调舰非同小可，欧阳钟同王学臣一样，也耍了个小聪明，把阶梯又提高一层：说接到军校邓教育长的电话，奉蒋校长面谕，要海军派得力军舰两艘，连夜开赴黄埔等候蒋校长调遣。邹毅科长向欧阳钟要调舰公函，欧阳回答说事情紧急，来不及办理。邹沉思片刻，既是蒋校长和邓教育长的命今，军令如山，便匆匆给李之龙写了封公函，然后派传令兵带他二人去李局长公寓。邹毅做事很谨慎，事后又催促欧阳钟补办了调舰公函。欧阳钟也补上了公函。这是公函原件，上写道：

敬启者，

倾接教育长电话，转奉校长命令，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兵舰二艘，开赴黄埔，听候差遣。

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驻省办事处

3月18日

“当日下午9点多钟，李之龙回到家，看到了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派人送来的函件。这就是那封函件，内容如下：

李局长：

军校办事处欧阳钟主任来局，谓奉黄埔邓教育长电话，转奉蒋校长面谕，饬海军局即将得力军舰两艘开赴黄埔，听候校长调遣。职已通知宝璧舰预备前往，其余一艘，只有中山、自由两舰可派，请在此两舰中决定一舰。

职邹毅

3月18日晚7时

“李之龙不解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需要动用军舰？但既是奉蒋校长面谕，必有急事，不可耽误。于是写了两张内容一样的手令：

着该舰长即将该舰开赴黄埔，听候蒋校长调遣。

“书毕，一张当面交给同住一层的宝璧舰黄舰长，一张请黄舰长代交给也同住一楼的中山舰代理舰长章臣桐，并嘱他们立即执行。

“3月19日早上6时许，中山舰在代理舰长章臣桐的指挥下，驶抵黄埔。章代舰长即上岸找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到，请示任务。邓演达一头雾水，乃嘱该舰原地停泊，待弄清情况后再作定夺。

“李之龙19日上午到海军局上班后，邹毅科长给他汇报了昨日之事，并报告日内将有苏联参观团要来白鹅潭参观中山舰，而且蒋校长昨日已回广州。李之龙听罢，即挂电话向校长请示，得到校长许可，李之龙即电令中山舰开回广州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根据我们调查的情况看，这次事件，其实是一场阴差阳错，步步错扣的误会。”

蒋介石听了，立刻大骂：“娘希匹，全是一些蠢猪，都要陷我于不义，马上将相关人等全给我抓起来！将所有戒严部队撤回，把抓错的人统统放了，并替我赔礼道歉！”说完又对何香凝陪笑道，“瘳夫人，全是部下愚蠢，卑人鲁莽。我真诚向您赔罪！”

“向我赔什么罪？我看你如何向苏联方面解释！如何向汪主席解释！如何向ZG解释？”说完气哼哼地走了出去。

送走何香凝，他只好下令撤走苏联顾问团和汪精卫住地的围兵，释放被他软禁的周恩来等GCD人。

毛润之得到事变消息，即邀现任ZG广东区委书记的陈延年，一同到苏联顾问团住地找季山嘉商量对策。但因有兵封锁，无法进入，直至兵退才见到季山嘉。毛润之通过翻译询问季山嘉是否受到迫害。季山嘉回答，只是限制自由而已。毛润之又问如何处置蒋介石，季山嘉却问毛润之的意见如何？毛润之答道：“我建议动员国民党中央执、监委员到肇庆叶挺独立团驻地召开会议，削其兵权并出兵讨伐。”

毛润之所说的叶挺独立团，是由孙中山先前的警卫团二营扩编的队伍，因团长叶挺在国共合作后加入了GCD，并从黄埔军校毕业生中吸纳了不少GCD员，安置在中、下层指挥岗位，使该团成为国民革命军中唯一一个由中共掌握的建制团，隶属第四军。

季山嘉听了连连摇头。毛润之以为他怕没有把握，就给他分析道：

“我们如此建议，并非草率。因为从黄埔毕业的ZG党员，大多数都分配在第一军，除周恩来担任第一军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外，蒋先云也在其中担任团长，营以下军官中有不少是GCD员。第二军党代表李富春，第三军党代表朱克靖，第四军党代表张善铭，第六军党代表林伯渠等GCD员在自己军中都有较大影响，各军中还有很多GCD员担任政工干部。尤其是叶挺独立团，完全听从我党指挥。另外，第二军军长谭延闿，第三军军长朱培德，第四军军长李济深，第五军军长李福林，第六军军长程潜等都与蒋介石有矛盾。只要我们态度强硬，国民党中的左派也会支持我们。从力量对比看，完全可以搞掉蒋介石！”

季山嘉听后说：“我不是担心搞不垮蒋介石，而是因为第一军是国民党军队内的一支中坚力量。不到万不得已，绝不可破裂……”

蒋介石从多方得到报告，党内党外、军内军外对他的举动颇有微词。他也感到事情难以收场，于是写出“自请处分呈文”，派人向汪精卫送去。呈文写道：

中山舰事件，起于仓促，其处置非常，事前未及报告，专擅之罪诚不敢辞，但深夜之际，稍纵即逝，临机处决实非得已，应自请从严处分，以示惩戒而肃纪律。谨将此次事变经过及自请处分之缘由呈上，并请察核。谨呈军事委员会。

蒋中正

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

汪精卫收到蒋介石的呈文，气愤地说道：“干出这样的事，写一个‘自请处分呈文’就算完了！”于是，立刻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议，当着党政大员的面，劈头盖脸地训斥蒋介石，直骂得蒋面红耳赤，不敢抬头。最后，汪精卫又说：“你自己干出这样的好事，你去向苏联顾问和ZG方面解释去吧！”

蒋介石从会场出来，只好又到苏联顾问团的住地，向鲍罗庭说道：“鲍先生，我视先总理为父亲。先总理北上前曾嘱咐我，‘我把革命大业交给你了，如果我回不来了，你一定要听鲍顾问的话。’所以我始终视鲍先生如同总理。这次因为事出紧急，我的判断失误，做出了伤害与贵国友谊的事，我现在十分的抱歉。我需要申明的是，在您赴莫斯科参加GC国际的会议期间，季山嘉多次蛮横地干涉我的工作，是这个事件的诱因。我绝没有对整个顾问团产生怀疑，请求鲍先生能够给予凉解。今后我们还需要苏联顾问团一如既往地支持，我将中正保证，除季山嘉以外，我会诚恳接受每一位顾问同志的指导！”

听了蒋介石的表白，鲍罗廷考虑到他是国民党左派中一个最有实力的人物，苏联与中国合作，不能少了这个人。因而，不能因为出现这次没有多大损失事件，就与之决裂。因此，除对这次事件表示遗憾外，决定不再进一步追究。最后，鲍罗庭说：“如果蒋先生与季山嘉不和，我可以考虑让他回国。只是在我们的顾问团当中，你认为谁来当这个总顾问合适呢？”

在东征时，蒋介石曾与加伦将军相处过一段时间，觉得挺合得来，并且资历相当。于是，提议由加伦担任。

鲍罗庭的答复很干脆：“可以，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。”

蒋介石听了，马上说：“您说，我尽量满足您的要求。”

“你们必须将孙科和戴季陶这两个右派分子，逐出国民党中央执委。”

“可以，可以！只要您让季山嘉回国，我就让这两个人离开中央！”

“好，事情就这样定了。”

蒋介石带着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，从鲍罗廷住处回来，又提笔给在上海的陈独秀写了一封道歉信。信中着重强调：3月20日的事件，完全与GCD团体没有关系，只是对个别GCD员产生了误会。因此，国民党同GCD，确定是要合作到底的。云云。

收到蒋介石信之后，陈独秀来到广州，与鲍罗廷交换了意见，为了维护国共合作大局，也打算妥协。即向党内发出指令，其要点为：

蒋介石的行为是极其错误的，但是，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的办法来解决，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，更不能让国民革命军之间发生冲突。云云。

毛润之、陈延年、周恩来等人接到指令，一同找到陈独秀，明确表示反对。决心要联合国民党左派力量，给蒋介石以坚决的回击。

陈独秀见说服不了毛润之等人，就请鲍罗廷来宣布GC国际的决定。最终，除考虑到蒋介石反复无常，为安全起见，令周恩来等250余名暴露身份的GCD员，退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以示抗议外，别的不再追究。

蒋介石闹出这么大的事件，就这样不了了之，别说GCD人不服，就连国民党左派人士都看不下去。曾任过孙中山总统府秘书的柳亚子先生，一天将毛润之约到茶楼，献计说：“据我观察，将来天下争雄者，唯君与蒋贼耳！况蒋贼诡计多端，不可小觑。不如今日，借此事端，用特殊方式而除之！”

毛润之听了问：“特殊方式，能用什么特殊方式？”

柳亚子笑了笑说：“蒋某人身边就有你们的人，要除掉他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！”

“不可，不可，万万不可！目前，国共合作还没有破裂，蒋介石虽然干了一件令人愤慨的事情，但他毕竟还不是我们的敌人，这样做会损害国共合作的！再说，暗杀，也不是君子所为呀！”

“你不听我的话，会给你留下无穷的后患！”

“如果真到了兵戎相见那一天，我们就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地干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