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9节 陈赓义愤辞校长

第69节  陈赓义愤辞校长

蒋介石在党内党外及部分军队实权派人物的压力之下，为了证明自己并非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。他下令逮捕了中山舰事件的肇事者欧阳格、欧阳钟、陈肇英、吴铁城等人，并建议中央撤了孙科、戴季陶的职，还多次公开痛斥西山会议派。对于中山舰事件的直接受害者李之龙，蒋介石认为他处事莽撞，获释后降级使用，把他派到邓演达的总政治部，担任宣传处长。

国共合作破裂后，李之龙秘密策动中山、宝璧、自由等军舰起义，因事情败露，被迫东渡日本。半年后潜回广州，计划继续在海军中进行策反工作。不料，一下船就被特务发现，再度被捕。

蒋介石得知李之龙被捕，念及李是自己的学生，并且在“中山舰事件”中，确实有愧于他。于是，立即打电报给承办李之龙案件的已是海军第四舰队司令官的陈肇英，叫他将李之龙押送南京来。但陈肇英一心要报两年前李之龙查他走私之仇，就谎报说，他已经按“策动海军叛乱罪”将李之龙处以死刑。蒋介石也就作罢。陈肇英怕事情泄露，就于当晚将李之龙秘密枪杀。这是后话。

中山舰事件就这样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从表面上看，蒋介石在这个事件上被搞的焦头烂额，丢尽了脸面。但实际上，他从中获益颇多：第一，苏联方面，以未处理好与国民党的关系为由，撤了季山嘉的军事顾问之职，并把他召回问责，搬掉了蒋介石的一块绊脚石；第二，以周恩来为首的250多名ZG党员离开了第一军和黄埔军校，去掉了他的心腹之患；第三，也是主要收获，他从中山舰事件中悟出了对付苏联顾问和ZG的方法。当然，其中也有不愉快，那就是他的救命恩人陈赓的离开。

那天，办公室里只有蒋介石与陈赓。蒋介石平和中又带威严地说：“我跟你谈话，就像父亲和儿子一样，是为你好。你要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加入了GCD？”

“我是个跨党分子。”

“我不是问形式上的。你和周恩来、恽代英他们有没有组织上的联系？”

“我正式加入GCD已经三年。”

蒋介石站了起来，高声叫道：“你必须脱离GCD，马上，立刻！我要拯救你，你要跟我走！”

“不行。绝对不行！”

“陈赓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何去何从，决定一生的命运。”

“校长，你不是说，三民主义同志和GC主义同志不联合起来不能完成国民革命嘛！”

“我说过许多话，我说过的不一定记得，我记得的一定会实现！我明白告诉你，GCD分子，总有一天要一律退出国民党，国民革命与GC革命不可同日而语！你考虑好没有？”

陈赓见蒋介石如此不讲信义，十分气愤。就坚决地说：“我考虑好了，我情愿离开国民党，也绝不失去GCD籍。”

蒋介石转过身去，气急败坏地说道：“你走！你辜负了我的一片苦心……”

汪精卫因中山舰事件，负气离开中央，到法国养病。蒋介石心中高兴，但表面上故装愧疚感，多次打电报向他忏悔错误，并请他回来主持国事。但当其得知汪精卫准备回来视事时，他又着了急，赶紧收买、拉拢谭延闿，与之商量分担汪精卫所任职务。经过他二人私下交易之后，倡议召开了中央执委特别会议，免强通过由谭延闿担任中央政治委员会议主席，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。只给汪精卫留下国民ZF主席一职，并且在他养病未归期间，这一职务由谭延闿代理。这就是要告诉汪精卫，他再不回来，这一职位也保不住了。汪精卫得到这一消息，更是生气，索性不回了。

蒋介石觉得已经摸准了苏联顾问和陈独秀的“七寸”，从而决定将“大张旗鼓地反G”，改为“步步为营的蚕食”。一面在他已经独霸的黄埔军校大讲：“俄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迅速成功，就是什么东西都由他一党来定夺。像这样的革命，才真是可以成功的革命。我们中国要革命，也要集中一切势力，学俄国的办法。革命非由一党来专制是不行的，换句话说，革命以集中与统一为惟一要件。”一面又找到谭延闿说：“GD分子在党内不公开，即不能开诚相见。办中国革命之大事，而内部分子貌合神离，则未有能成者。”

他甚至跑到鲍罗庭的住处对鲍说：“本人甚以两党革命，大党允小党在党内活动为忧，小党胜于大党为忧。一个党的党员应该只有一种信仰，GCD员既然加入了国民党，就应当退出GCD。”

鲍罗庭说：“蒋先生，你的观点是荒谬的，是站不住脚的。国共合作已经有两年多了，你发现有GCD员做过危害国民党的事吗？你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观点？这种观点对国共合作是有害的！”

蒋介石在这里碰了一鼻子灰，但是他并没有死心，而是处心积虑地寻找GCD与国民党不一致的观点。恰巧此时，北洋ZF看到南方革命形势发展迅猛，已经威胁到了其生存。于是，在英法等列强的调停下，奉系张作霖、直系吴佩孚、孙传芳等军阀又暂时联合起来，准备讨伐南方革命势力。

蒋介石由是主张应该立刻“做北伐准备”，并且“准备之期应以三个月为限，不能复缓”。可是，蒋介石发现，GCD的机关报《向导》上发表有陈独秀的一篇文章，文中说，现阶段革命的重点应该是“实行土地革命”。他觉得终于找到了GCD对国民党存有二心的口实。立即关起门来草拟了几个决议案。这些决议案完稿后，便马不停蹄地提议召开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。

因为汪精卫还未从法国回来，国民党中央实际在蒋介石的一手控制之中。于是，二届二中全会在他催促下召开了。会上他先抛出了《整理党务案》，蒋介石强调说，这是国共合作的理论基点。其主要内容为：1、纠正两党党员妨碍两党合作之行动及言论；2、保障国民党党纲党章的统一权威；3、确定GCD员加入国民党之地位与其意义。

由于这一议案没有涉及具体问题，没费周折就通过了。接着他又拿出《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案》，提出中央执委常委应设主席1人。这一议案也很快得以通过，并选张静江为主席。张静江知道蒋介石设这一主席的目的，因而坚辞不受，并说该主席应由介公担任。蒋介石稍作姿态即欣然接受，只是说若因军事出征，得由张兄代理。张静江表示愿为代劳。

蒋介石见前两个决议通过顺利，信心倍增，他眨了眨狡黠的眼睛，从兜里掏出第3份议案。这个议案叫《国共协定事项》，其主要内容为：1、凡他党党员加入本党者，各该党应训令其党员明了国民党之基础为三民主义，对于总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或批评；2、凡他党党员加入本党者，各该党应将其加入本党党员之名册交本党中央执行主席保存；3、凡他党党员加入本党者，在高级党部任委员时，其数额不得超过各党部执行委员总数三分之一；4，凡他党党员加入本党者，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；5、本党党员未受准予脱党以前，不得加入其他党籍。如既脱本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，不得再入本党……

蒋介石还未将这一方案读完，会场就炸开了锅。

ZG党员纷纷议论：“这不是在限制GCD人的言论和行动吗？这不是要把ZG党员清洗出中央各部吗？”

朱培德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也说道：“此议案不妥，不妥……”

尽管蒋介石在主席台上大声叫喊：“安静，安静——”但会场再也没有静下来。

会后，为应对这一议案，陈独秀与鲍罗廷进行了紧急磋商。磋商来磋商去，作出了一个继续向蒋介石妥协、让步的决定，即：牺牲部分利益，以维护革命势力的团结，完成国民革命。为使参加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ZG党员同意这一决定，让张国焘召集他们开党内会议，用签名的方式，强迫他们接受蒋介石的《国共协定事项》。

于是乎，在这次会议上，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谭平山、农民部长林伯渠、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等GCD员只好向国民党中常会辞职，蒋介石便顺势当上组织部长。蒋介石当上组织部长后，即派陈果夫担任组织部秘书，代理部长。

陈果夫，名祖焘，字果夫，浙江吴兴人。曾与蒋介石、张静江等合股在上海设立证券交易所，是蒋介石的一个铁杆私党。陈果夫一上任，即尊蒋介石之命，着手安插亲信，排斥GCD人，继而完全控制了组织部。因而致使该部的29名职员中的26名ZG党员，相继退出23名。其他两部的情况也与组织部基本相当。这就使中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如同夕阳西下，辉煌不再。